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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书武——不爱说话的语言学家

作者:彭冲  来源:新京报  时间:2021-02-07

  “编辑是为人作嫁,笔译是将身为桥,都是不出头露面的事业,林先生一生为中国语言学默默奉献。”曾与他短暂共事过的王伟这样评价林书武。

  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回忆林书武。

  只能记起单位每年的春节晚会上,这位身材高壮、有些憨厚的先生会被众人推上台,笑眯眯地唱一曲家乡海南的民间小调。

  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太安静了。不讲话,不争论,不恼也不怒。从筒子楼里公用的炉灶,到书籍扉页上的署名排序,再到职称带来的福利和名誉,他不争不抢,似乎这一生都没什么动静,曾与他共事过的林茂灿说,“就像个老黄牛。”

  但认识林书武的人都忘不了他。他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当代语言学研究室的老先生,精通英语、法语、日语、德语,有多本经典译著,对国外语言学理论做了大量的引进工作,连钱钟书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赞赏。

  2020年12月29日,82岁的林书武静静离去。素昧平生的后辈从书架上抽出几本泛黄的旧书,在译者署名处圈出林书武的名字;刚上高一的外孙女,对外公没能实现“寒假指导英语作文”的诺言而耿耿于怀;同事、学生聚在一起,感叹此生再也听不见林先生唱的海南五指山。

  一、“老黄牛”

  林书武做了一辈子语言学的研究、编译、审校工作。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林书武来到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一干就是35年。

  在同事林茂灿印象中,林书武的“存在感”似乎并不高——早来晚走,平常不爱说话,做事情也不大声张罗。但不声不响的林书武,总能把工作做得很好,“就像个老黄牛,给他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他翻译的东西都很准确。”

  钱钟书更是对林书武赞赏有加。广为流传的“钱钟书的三封英语信函”就是他与林书武的通信往来。二人一同在河南下干校,经常偷偷用英文交流,在通信中,钱钟书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你的英语之好,出人意外。这不是奉承话,而是真诚的评价(我手放在胸前发誓)。”

  林书武的一生不但完成了多本语言学经典译著,把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引进到国内,还帮助了许多语言学界的后辈,马秋武是其中之一。

  1986年,刚读硕士的马秋武在林书武的帮助下参与翻译《社会语言学》,四年后,该书出版,“林老师做审校,我收获是很大的,以前以为自己翻译得很好,但是林老师一给修改,立马就不一样了。”直到现在,马秋武还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译稿。

 

  六十岁那年,林书武退休离开北京,回到位于天津的家。但他多年的工作习惯依然没变——7点多起床,或是去图书馆查资料,或在家里看书、翻译。大女儿林赟每次去父母家,总能看到他坐在书桌前忙活,吃饭也要喊他好几次。柜子上、餐桌上到处摆着他的书,手稿里全是修改痕迹。

  林赟觉得枯燥,但这显然不是父亲的想法。林书武对语言学的兴趣一如既往,70多岁的时候,开始研究以色列的希伯来语。不久前,他又觉得《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应该更严谨一些,便让儿子林超去买一本原著,打算从头到尾再译一遍。

  这份工作终究没有做完。2020年5月,林书武突然脑梗住院。后来,病情恶化,他的右半边身体无法动弹,生活不能自理。他懊丧地对林赟说,“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出不去了,动不了了,也写不了字了。”

  2020年10月,马秋武去医院看望他,林书武激动地用力把手举了起来,却又像个孩子一样哭着说,“我写不了了。”两个月后,林书武与世长辞,直到生命的最后林书武惦记的还是他的语言学编译事业。

  得知林书武去世的消息后,陈满华从书架上抽出几本泛黄的旧书,拿笔郑重地圈出这位素昧平生但让他受益良多的译者的名字。

  “编辑是为人作嫁,笔译是将身为桥,都是不出头露面的事业,林先生一生为中国语言学默默奉献。”曾与他短暂共事过的王伟这样评价林书武。

  二、“最熟悉的陌生人”

  房顶上垂下一盏枯黄的灯泡,光线填不满黑黢黢的屋子,林书武背着光坐在书桌前,手边点亮一盏台灯。书、文件、稿纸凌乱地散在写字台上,一本厚重的《牛津双解词典》破得厉害,黑色的封皮摇摇欲坠。这是林超对父亲居所的回忆。

  对林赟来说,工作中的父亲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父亲的成就还是去世后听他的学生们说起才知道的。林书武常年在北京工作,家人在天津,在没有高铁的年代,往返京津要三四个小时,只有节假日的时候林书武才能回家。

 

  虽然相处时间不多,但父子、父女之间并没有陌生感。林书武脾气好,话不多,父爱总是很沉默。他会给在上海读大学的儿子写信,也会拉着儿子逛书店,一逛就是一下午;他爱看球赛,会笑着夸女儿将世界杯主题曲的副歌翻译成天津话“接地气”,在家长会上被老师问到女儿有什么缺点时,他想了半天只淡淡地说了句,“她不吃早餐”。

  这个把女儿不吃早餐看成个“天大的事”的父亲,自己的生活却“很粗糙”。烟、酒、茶他不喜欢,吃、穿、用他也不讲究,衣柜里挂着林赟买来的崭新的衣服,他都没穿过。“我不需要那些东西。”林书武曾说。

  林书武喜欢孩子,他给女儿取名为“赟”——取自己名中的“武”字和妻子名中的“文”字,再加上一个宝贝的“贝”——这大概是一个研究语言的父亲表达爱的独特方式。

  1976年夏天,唐山地震,天津的房子受到波及也不能住了,6岁的林赟暂时搬去北京。她一直记得那条通往食堂的林荫大道——林赟跟着父亲去吃饭,突然下起雨来,头顶的树枝被大风劈断,“咔”地一声掉在地上,把她吓一跳。林书武给女儿买来西瓜,却怎么也找不到一把刀,只能无奈地拿拳头凿开。

  几十年后,林书武做了爷爷、外公,像疼儿子女儿一样疼爱他的孙辈。外孙女小的时候,林书武每天都要出门买一个橙子回来,给小女孩榨成果汁;刚刚两岁的孙女最喜欢趴在爷爷的膝盖上,林书武的手总是护在孩子的背后。

  去年12月27日,周末,一大家人又聚在一起。病痛中的林书武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坐着,听见孙女喊了一声“爷爷”,他一下子笑了,手也伸了过去。两天后,林书武离世。

  小时候每天都能喝到橙汁的小女孩已经上高一了,她对林书武没能实现的“承诺”耿耿于怀,“外公还说寒假要指导我英语作文的,现在帮不了我了。”

  这个热闹的大家庭里也再也不会响起林书武为了逗家人开心抑扬顿挫背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声音了。这可能是独属于这位一向沉默寡言的语言学家的小浪漫。

  三、“噢林”

  第一次见到林书武时,王秀丽觉得他脑袋大大的,像个大头娃娃,符合她对“北大毕业的高材生”的设想,“一定很聪明。”稍微熟悉一些之后,她又觉得,这人似乎有些木讷,“身材壮壮的,走路很慢,挺不像人家又精又灵的那种。”

  王秀丽曾与他共事过五年。她记得,林书武不是在社科院5楼的资料室,就是在语言所的资料室和情报室,“他每天就和书、翻译打交道,跟人没什么交集。”甚至连衣服都没怎么换过,“夏天穿个白短袖,天冷了就一件灰夹克,里面的衬衣会换一换,但不像别人西装革履的。”

  接触得多了,王秀丽觉得这个对除了学术外一切都不在意的人,更像是一个返璞归真的孩子。当时,她和林书武住对门,家里亲戚来北京玩,不好找宾馆。王秀丽知道林书武周末要回天津的家,便问他能否借住两天。林书武没犹豫,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钥匙交给了她。

  “他热心,而且很考虑别人。”当时住的是筒子楼,林书武和王秀丽共用走廊里的一个炉灶, 但林书武从来不会在做饭的正点——比如12点来做饭,“他一般提前做或者延后,特别让着人,不跟人家抢。”王秀丽觉得,按道理讲,林书武年龄大、资历深,本不用这么做,却很谦让后辈。

  讨论问题时,林书武表达完自己的观点后,会认真听对方的想法,如果有不同,他也只是一笑,并不急着争论。有时候朋友、同事拿他的口音开玩笑,他也一点都不恼。

  林书武是海南人,有很浓的南方口音。每次说话,林书武总是先拉长语调“噢、噢”几声,也因此喜提一个雅号:“噢林”。王秀丽解释说,“因为闽南人称呼对方的时候,喜欢在姓氏前面加‘阿’,但是林书武不叫‘阿林’,而叫‘噢林’。”

  林超小的时候发现父亲有口音,调皮的小男孩突然有了“坏心眼”。他让父亲重复自己的话——“这是我自己织的席子”,分不清平翘舌音的林书武总是说不好,但也只是笑笑。

  用海南口音唱起小调来却别有一番味道,而听听红线女唱的粤剧小调可以算得上林书武唯一的爱好了。

  语言研究所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大伙就爱起哄要林书武来一曲小调,“林先生个子不低,一米七五,虎背熊腰,模样很憨厚。”王伟说,大家爱看他在台上笑眯眯地唱歌,“小调里好多语气词、叹词,北方人其实听不懂,但就喜欢那种味道。”

  一生安静的林书武,终于有了一点“出头露面”的热闹。如今,春节又至,“再也听不到海南的五指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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