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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春:《现代汉语词典》版本研究价值及“现汉学”余想——写于“纪念《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四十周年”之际

作者:苏新春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9-10-16

  摘要 《现代汉语词典》的正式出版是伴随改革开放到来的文化建设大事。《现代汉语词典》经历过7个版本的修订,成为反映社会变化的独特形式,全面反映了我国四十年的社会变化与思想观念变化,是彰显改革开放新时代来临的一部标志性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的卓越成就引领催生了“现汉学”,“现汉学”是学术界对《现代汉语词典》价值的最大肯定。“现汉学”研究对深化语言学、辞书学、社会学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现代汉语词典》 语文辞书 版本 现汉学

  适逢《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正式出版40周年之际,[1]作为一名《现汉》的学习者、使用者、研究者,感想颇多。1958年国务院下达指示编纂《现汉》,“为推广普通话、服务汉语规范化服务”,这就是《现汉》的初心,也是检验《现汉》成功的标杆,至今60周年,自是重要日子。1960年印出《现汉》“试印本”,标志着一部词典的成型,至今58周年。1965年的“试用本”,迈出了社会化第一步,至今53年。1973年用“试用本”的纸型刊印,内部发行,至今45年。1978年第1版正式出版,至今40周年。以上时间节点,每一个节点都有特殊意义。学术界以往特别重视“试印本”,因为那是词典的胚胎成型,体现出编纂思想与语言材料的完美结合,是前朝积累的脱胎换骨。但从为社会服务,与时代关联紧密度,对时代精神的反映,及正式开启自己的学术传统来看,1978年第1版无疑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与价值。下面主要谈两点感想。

《现汉》版本修订的社会学研究价值

  (一)《现汉》正式出版是伴随改革开放到来的文化建设大事

  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的伟大时代。它给中国带来了全面变化,而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现汉》此时正式出版,成为社会公众文化产品,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普惠服务,成为全社会成员语言文字应用最有力的工具,这与仅在编纂圈、学术圈、文化圈的小众群体的纯学术性产品相比,其意义与价值自超出许多。这正是与之前只从学术史角度来纪念《现汉》最大的不同之处。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文革”刚过,文化事业一片萧条。1978年笔者考入大学时,找不到可用之书、可读之书。入校前母亲偷偷告知,姨父有一本老的《辞海》,视如珍宝,可去试着借借。我找到姨父,硬着头皮开了口,那时可能家里有人考上大学很稀罕,姨父竟答应了。但约法三章,不能书页折角,不能在书上写字涂画,毕业了就得归还。我喜出望外,满口答应。没想到后来不到两年就把书归还了,因那时连续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工具书。《现汉》1978年12月正式出版,《中华大字典》1978年影印出版,《辞海》1979年修订出版,《辞源》1979年修订出版。经历过缺书之苦,一见到工具书就想方设法购买。1980年3月从上海邮购了《辞源》;1980年8月购了《中华大字典》;1980年10月托朋友在北京购了《辞海》缩印本。对购买《中华大字典》的印象最深,当时暑假来到上海,见到这本收字最多的字典,不忍释手,怀里揣着刚发的一个月工资38元,书价26元,犹豫再三还是买下了。1982年考取了研究生,大学同窗凑钱购买了一礼物相送,就是1980年1月重印的《康熙字典》,在扉页工笔写下了12位同学的名字,落款“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辞书是知识的渊薮,学问的工具,现在来纪念《现汉》正式出版四十周年,感慨不已。《现汉》走在了改革开放时代文化复兴的最前头,正式出版于新时代来临的第一时间。其他几种大型辞书都是修订或复印,而《现汉》则以正式出版之身,一举成为中型、规范、现代汉语、语文类辞书的开启者、代表者,不仅为自己赢得了社会公众文化产品的正式身份,更成为彰显改革开放新时代来临的标志性工具书。

  (二)《现汉》7次修订,全面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四十年

  1.多版本修订——《现汉》反映社会变化的独特形式

  《现汉》正式出版于改革开放之初,是一件有标志意义的大事,但由于各种原因,它的内容,即收词与释义基本上还保留了编纂时即五六十年代的语言面貌,《现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以不断修订与社会保持了同步。它正式出版前经历了“试印本”(1960)、“试用本”(1965)、“试刊本”(1973)。“试刊本”是“利用1965年‘试用本’送审稿的原纸型印了若干部,内部发行”。正式出版后经历了7版修订,平均6年一次。正是如此高频的修订,使自己获得了强大生命力,与社会和时代保持着同步,成为与社会改革进步同步的史书性辞书。辞书不修订就会离社会越来越远,而逐渐成为旧辞书、历史辞书。《现汉》的每一次修订,都是一步步贴近社会、反映社会、服务社会的自我完善过程。研究《现汉》的版本变化,可以清楚触摸到改革开放40年每一个时期的变革与进步。《现汉》各版本的差异,是一份有极丰富内容、极高价值的社会学文化学宝贵语料。

  7个版本的修订幅度大小不同,版本研究的意义自然也有差别。1978年第1版,对“试用本”的修订正是“文革”时期,进行得相当困难。“1973年开始对‘试用本’进行修订,但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直至1977年底才全部完成修订工作,把书稿交到出版部门”(《现汉》第1版“前言”)。1983年第2版,“这次重排仍照1978年12月第1版排印。1979年底,因原版已损坏,须重新排版。1980年初仅对某些条目稍作修改,即交付出版单位”(《现汉》第2版“说明”)。1996年第3版(时称“修订本”)修订力度最大。(韩敬体 1997)此时离正式出版还有18年,离词典初成已过去了36年,现实语言生活变化大,被学界称为汉语史的第四次词汇变化高潮。语言变化大,新词语大量增加,修订时增补了大量词目,删除修改的地方也有很多。2002年的第4版(时称“增补本”),补充了一批新词,只是没有将新词编入正条,而是编附于正文之后,以彩纸印制。2005年第5版在释义中增加了词性标注,汉语词典标注词性在汉语语文辞书编纂史上是一件大事,要区分义项中的词义与词素义,要把义项的分合与词性结合起来考虑,给释义带来较大变化。从这一版起《现汉》不同的修改版本开始以第几版称呼。2012年的第6版修订之深、广、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江蓝生 2013),并将多年的反复修订在“凡例”中加以总结,使之更加科学与规整(苏新春,邱燕林 2013)。2016年出了第7版,“本次修订时间较短,规模较小,主要修订内容为:全面落实2013年6月由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增收近几年涌现的新词语400多条,增补新义近100项,删除少量陈旧和见词明义的词语;根据读者和专家意见对700多条词语的释义、举例等做了修订”(杜翔2016)。研究《现汉》40年,从《现汉》版本变化入手,是一个极好的观察角度。这是一份于外探求时代与社会变迁,于内观察词典形式与功能的完备,都具有重要社会与学术意义的宝贵语料。

  2.版本变化全面反映四十年的社会变化

  《现汉》反映社会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词目变化。从第1版的5.6万条,到第7版的6.9万条,增加了1.3万条,增加词语数超过20%。新增词目属漏收、不太常用变常用而补收的不多,大部分是随着社会变迁,为表达新事物、新观念、新现象而产生的新词。《现汉》对词与词义的修订是多方面的,增加了新词和新义,还有标[方]词、标[书]词、标[口]词、外来词、古语词类的词语,与普通话词语之间发生了进进退退的变化。甚至单字词目中也有不少新增音、新增义、新增目,就是为了反映新的语言变化。如“卡”字原立有两个字目,一个是表动词义,这是汉语传统音义;另一个字目是表示外来义,只有“卡路里” 一个义项。第3版新增了“卡片”“录音机上放置盒式磁带的仓式装置”“卡车”三个义项。至第4版又增加“磁卡”义,现在共有5个义项,都是外来义。又如“的”字在第6版首增“dī”音,用于指“[名]的士,也泛指运营用的车”义。

  为更好地观察《现汉》四十年与社会变化的关系,下面来分析一组当代新词。这些新词都见于1987年至2000年出版的19部汉语新词语词典,第一部是闵家骥(1987)等主编的《汉语新词词典》,最后一部是2000年出版的、林伦伦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部新词语词典共收新词6万余条,不重复的有3.7万条,“空调”“小儿科”两个词被收的次数最多,共有12部词典收录。被11部词典收录的有27个词。这29个词是“彩电、炒鱿鱼、创收、第三者、调资、短线、构想、红眼病、空姐、流行色、拳头产品、群体、特区、武警、专业户”和“空调、小儿科、关系网、关系学、胡子工程、农转非、欧佩克、爬格子、三种人、试管婴儿、四化、违纪、乡镇企业、一国两制”。收录次数多,说明它们被看作是新词的共识度高。前15个词被1996年第3版《现汉》收入,其中“群体”与“第三者”两词在第2版中已收录,这点后面再谈。后面的14个词没有被第3版收入,这跟它们的稳定性、普遍性不够有关。从高频新词语与《现汉》的关系,就可以看到《现汉》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反映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呈现的,并不是逢新即录,而是以是否进入了或基本进入了普通话词汇系统,是否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常用性、通用性为标准的。下面从前一组15个词中抽取10个词来考察它们在实际语言中的使用情况。即“彩电、炒鱿鱼、创收、构想、红眼病、空姐、流行色、拳头产品、武警、专业户”,用来检测的语料是1950年—2014年的《人民日报》,约16亿字。

  下面的表1是“彩电”等10个词的总词频按年代出现的情况。

  表1的总词频已经很清楚地反映出它们的变化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只是极个别,到80年代才突然暴增,之后保持着较稳定的使用。因表1第7行只有5年的词频,在示意图上不能均衡反映,故下面只取了前6行的数据呈现在图1中,可以清楚地呈现变化的趋势。数据表明这些新词自产生以后已经稳定存在于现代语言生活中,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稳定的成员。

  下面我们对“彩电”等10个词再做些更具体的观察,能发现一些更有趣的现象,呈现出四种变化类型:

  第一种:陡升急降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专业户”一词。“专业户”在1949年出现过1例:“该公司自开始交换以来,据最近二十五天统计,与一般小手工业或家庭手工业交换最多,计达全部交换户的百分之六十,而对中等专业户则占百分之三十,较大的工厂订立类似交换合同者,为数仅占百分之十。”之后30年没有再见到使用。一直到1979年才再次出现,第1个语例就很有时代特征:“为什么有的地方搞专业组、专业户养蚕、养猪能够大幅度增产?”“专业户”是改革开放到来时最早的社会经济基层单位,是“包产到户”“家庭承包制”下最典型的生产形式。后来随着集体承包制、乡镇企业的普遍出现,社会经济组织快速进化,这个词也就急速降频了。现在随着土地流转制的推行,“专业户”再度受到重视,但形式不变,内容则可能会变化,会朝专门的生产企业方向发展。自“专业户”进入《现汉》第3版后一直存在于之后的各个版本,只是随着时代变化,现有的释义“我国农村中专门从事某种农副业的家庭或个人”将来可能会出现变化。

  第二种快速出现,逐步降低。代表词是“彩电”。它最初出现于1980年,第1个例子也很有时代性:“在我们学校里,有些同学常常喜欢比谁的家长‘有办法’,有的同学爷爷是局长,有的同学爸爸在国外,有的同学家里有‘彩电’……我可一声不吭,怎么比也比不过人家呀!”“彩电”成为80年代家庭财富标志,其词频在1988年—1990年达到顶点。之后逐步下降,其原因一是电视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降低,二是随着黑白电视的退出,区别性用词已无必要,“彩色”已成为电视标配,一般就直接用电视概而称之了。“彩电”见于《现汉》的第3—6版,存在了20年,第7版将其删除。

  在这个类型中还有一个词值得关注,就是“武警”。它有准确的出现时间,即1983年10月1日。第1、2个语例是:“据新华社电,我国第一张反映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生活的报纸《人民武警报》定于10月1日正式创刊,并将在国内公开发行。”“(10月1日)六时许,在国歌声中,两名武警战士升起了五星红旗。”随着武警部队在社会治安、安全保卫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词频逐年上升,在2010年前后达到峰值(详见图4)。2018年1月1日开始,武警划归中央军委统一领导,有关专业队伍退出现役,“武警”一词则可能会逐步成为历史词语。

  第三种:出现时代明显,稳定使用型。这类词有“炒鱿鱼、创收、红眼病、空姐、流行色、拳头产品”。其中有的词频低些,如“炒鱿鱼、红眼病”,前者兴起于就业制度灵活、聘用雇佣关系自如的年代;后者则在破除平均主义、打破吃大锅饭传统中都有明显所指;有的词频高些,如“创收、空姐、流行色、拳头产品”,一直都稳定地在使用。

  第四种:旧词新用,与时俱进型。“构想”一词较早就出现了,如“赫连尼科夫同志说:正是在构想及其处理上,作曲家毕流科夫表现得比我们十九世纪的古典作曲家还保守些”(1949),“我国在确立科学构想的时候,它的出发点是国民经济的需要”(1949),“这个故事本身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不象中国的旧武侠小说和外国的侦探小说一类小说那样,依赖超出社会和人生的真实环境以外的诡谲的构想来吸引儿童”(1951)。在20世纪50—70年代,它都只是偶有使用,毫不张扬。但80年代初开始词频增多,80年代中明显高频,90年代中后期达到峰值(详见图5)。其相较“谋划”“企划”“构思”“计划”“图谋”等已有词语,表义更加灵活、圆润而周全,成为同类词语的语用优胜者。

  前面说到“群体”“第三者”两个词在第2版就已经出现了,这应是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的旧词。为什么它们也进入了新词语范围呢?对比后可以发现它们的新义与旧义有明显的不同,正是新义才使得这两个词格外受到关注。“群体”在《现汉》第2版的释义是:“由许多在生理上发生联系的同种生物个体组成的整体,如动物中的海绵、珊瑚和植物中的某些藻类。”第3版释义增加了1个义项:“②泛指本质上有共同点的个体组成的:英雄丨企业丨建筑。”“第三者”在《现汉》第2版的释义是:“当事双方以外的人或团体。”第3版释义增加了1个义项:“②特指插足于他人家庭,跟夫妇中的一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人:插足。”前面还说到在新词语词典中被收录次数最高的有“小儿科”一词,也是因为新产生的比喻义。如:“这与那些把儿童文学视为‘小儿科’,或把写儿童文学作为向成人文学跃进的‘跳板’,稍有成就,就悔其与‘少’的作者相比,不是显得更为可敬么!”(1981)“据说,现在的送礼,出手十元左右是‘寒酸’的‘小儿科’;二、三十元也还不上‘台面’;五十元左右算是‘正常’;三位数才是‘碰碰响’。”(1982)“电影制片厂拍儿童影片,有人讽刺是‘小儿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写剧本也是愿意搞名著和‘大题材’,而不愿意搞《苗苗》这样的题材。”(1982)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对新比喻义的产生是相当敏感的,显示出当时语用环境比较宽松,对一些有创意、有特殊表达效果的新义、新用法表示出了宽容、欢迎、鼓励的态度。

  3.全面反映四十年的思想观念变化

  笔者(苏新春2000)曾对《现汉》第3版的944个“旧词语”做过分析,观察了它们与前一版本的变化。词义历时属性的变化融入了或深或浅的褒贬、亲疏、扬抑的感情变化。那时对比的是90年代与60年代的变化,那么从1996年到2016年又过去了20年,其间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有没有给我们留下新的启示?下面就从曾分析过的“旧词语”中选取两例做一后续的观察。

  奖券

  旧时金融机关为了骗钱而发售的一种带赌博性的证券,上面编着号码?奖券按票面价格出售,发售者从售款中提出一小部分为奖金,分做若干等,中奖的按等级领奖,不中的完全作废。(第2版)
  一种证券,上面编着号码,按票面价格出售。开奖后,持有中奖号码奖券的,可按规定领奖。(第3版,第4版)
  一种证券,上面有图案、编号等,多在游艺、销售等活动中抽得。开奖后,持有符合中奖规定奖券的可以领奖。(第5版)
  商家作为奖励赠送给消费者的优待票券。(第6版,第7版)

  彩票

  旧时奖券的通称。(第1版)
  旧时奖券的通称。(第2版)
  奖券的通称。(第3版)
  奖券的通称。(第4版)
  一种证券,上面编着号码,按票面价格出售。开奖后,持有中奖号码奖券的,可按规定领奖。(第5版,第6版,第7版)

  对比各版对“奖券”“彩票”的释义,可以发现两个词原来是同实异名词,初版是作为旧时代的产物。到第3版恢复了“正常身”,成为通用词语。到第5版,两个词产生了分化,由等义词变成了近义词。这种变化还不限于两个词之间的变化,第5版还增加了“彩民”“彩券”两词,“彩券”作为“彩票”的同实异名词。到第6版还增加了“彩点”“彩迷”。

  这一组词的变化显示的不仅仅是观念立场态度的变化,还显示出社会生活中这一经济行为已经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由单纯的经济行为变为具有广泛社会度,并得到许可推广的社会普遍行为。

  小姐

  ① 旧社会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家庭里仆人称主人家未出嫁的女儿。② 对未出嫁的女子的尊称,现在多用于外交方面。(第1版,第2版)
  ① 旧时有钱人家仆人称主人的女儿。② 对年轻女子的尊称。(第3版,第4版)
  ① 旧时有钱人家仆人称主人的女儿。② 对年轻女子或未出嫁的女子的尊称。(第5版,第6版,第7版)

  从7个版本对“小姐”的三次修订,可以看到在保留旧义的同时,现代义也处在一步步的泛指过程中。由用于“外交方面”,到一般语境;由“未出嫁女子”到“年轻女子”,再到概指,最后回归于通用词汇中一个中性偏褒的词语。

  《现汉》形、音、义的内容极其丰富,又能坚持理念、坚守传统并形成了一以贯之的修订风格,为从事社会、时代、文化、观念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精加工语料。《现汉》的四十年,始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波澜壮阔的四十年当代史,通过《现汉》连续的版本修订,得到了清晰而深刻的反映。《现汉》那独具价值的版本修订,是由其编纂队伍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所决定的。

“现汉学”的学术前景值得期待

  在纪念大会开幕式上刘丹青所长的致辞(2019)对《现汉》做出了几个重要概括,即“现汉精神”“现汉品格”“现汉学”“现汉精神”是指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现汉品格”是指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创新性。“现汉学”是指“学界甚至由此形成一门专门研究《现汉》的学问,叫‘《现汉》学’”。在如此重要场合能对“现汉学”做出概括,是对“现汉”研究的极大肯定,是《现汉》学术价值的最好体现,也表现出《现汉》编纂者对学界的“现汉研究”持更加开放与鼓励的态度。

  (一)《现汉》卓越成就引领催生了“现汉学”

  《现汉》作为辞书学的精心编纂之作,作为汉语语文词典的范本与母本,作为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全面反映,作为语言规范标准的践行样本,其成就与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从《现汉》的编纂和出版之始,有关它的订正、修改、探讨、总结、斟酌、切磋、讨论的研究就出现了,刊发了众多研究成果。《现汉》的使命是普通话词汇的规范化,这使得它成为普通话词汇的最好载体;词典是工具性实物,语言规范是抽象的规定,二者天然的紧密结合,又使得《现汉》成为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最好的体现与读物;汉语辞书的传统是字书,现代白话文运动以来,口语白话进入书面语,“复音词”成为现代书面语词汇的主体;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语辞典》作为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编纂尚未完全成熟的词典,初成而未臻,又使得《现汉》成为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的集成者、开来者。更由于《现汉》一代代编者、学者的殚精竭虑,使得《现汉》成为集词汇学、辞书学、语言规范学、语法学、语音学、社会文化学等各方面精华的经典之作。几十年来,研究《现汉》的学者与成果从未停歇。如果说“现汉学”的提出是二十一世纪才有的事,那么“现汉学”的研究成果却是早已有之。正是“现汉”久蓄蕴成的深厚学养,才成为“现汉”研究的最大内在驱动力。“现汉学”只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花馨蜂至的自然天成。

  (二)“现汉学”是学术界对《现汉》价值的最大肯定

  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与辞书都成为了“学”;或能称之为“学”的著作与辞书才是最重要的。如《说文解字》之于“说文学”“许学”,《尔雅》之于“雅学”,《释名》之于“词源学”,《切韵》《广韵》之于“音韵学”。成为“学”是对重要著作与辞书的最高褒扬。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渊博精深,但未成“段学”。笔者在“中国辞书学会辞书编纂与出版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年会”(2005年12月22日,北京香山)上做了《〈现汉〉第5版的改进及对进一步完善的期盼》的报告,提出建立“现汉学”的建议,论文于2007年发表。之后董琨老师指导的李斐博士完成了博士论文《现汉学试论》(2008):“现汉学,从狭义上讲,指的是研究《现汉》编纂法的学问。……本文所讨论的是狭义概念的现汉学。”词汇学研究与辞书学研究,成为“现汉学”研究的两项基本内容。这次会议主题让我们看到了《现汉》还有另一层更为宏大与深厚的内容与主题,就是对社会、历史、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起到的记录与推动的作用。

  成其为“学”的学问,将能更好地挖掘、整理、总结、提升《现汉》的内在规律与特点,能把《现汉》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学术背景、时代背景下来进行研究,更好地展现其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怀远而行迩,观大而究小,方能成圆满之事。

  (三)“现汉学”研究将在更广泛的现实与学术的背景下展开

  “现汉学”的研究是难有限止的。在汉语学、辞书学、社会学上有着难以穷尽的课题,已有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现汉》有着更广泛的价值。

  这些年“华语”研究方兴未艾,“大华语”观的提出,比起原来习惯了的普通话、国语、汉语、民族共同语、国家通用语言之说,都有其便宜的地方,能更好地淡化或化解民族、国家、地域、时代、功能上的单一或限指,淡化中国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各国、其他国家的华人社区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异,从而更好地将世界各地的华人华族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共同基因上联结在一起,其好处自然良多。但如何看待各汉语社区的地位,皆以“变体”待之是否合适,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变体”相对于主体、本体而说,有变体必有主体,必有本体。即使开始大家都是“变体”,但众多变体汇在一起,总有一处起的作用更大些。以音位变体为喻,亦是取其表主要意义之音为本;以民族标准语为喻,亦是在众多方言中取那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人口、地理等诸多因素中更具优势者为标准语。

  那么,在当下众多汉语社区中,无疑大陆地区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与价值。而在汉语标准中,在汉语范围内,《现汉》所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无与伦比的。其整理的词汇,是汉语中最有使用价值的实体单位,集形、音、义、法、用于一身;其整理的词汇量,集中了汉语词汇中最重要的基础成分、常用成分,涵盖面足以成就现代汉语词汇全貌;词的读音为标准音之代表;词语结构成词法分析之准则;与方、古、书、外之甄别,成就了当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核心。纵看20世纪,前有民国时期的《国语辞典》,后有两岸的《现代汉语词典》与《重编国语辞典》,三书的打磨、精审、流传、影响,自有高下。如此看来,《现汉》对提升大陆地区在世界大华语社区的语言地位,反映大陆地区的汉语研究水平,都有着特别的作用。这些都寄望于“现汉学”的进一步研究。

  ※本文主要观点在“与改革开放同行——纪念《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4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8年12月28日,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发言中有表达,现缀文成篇。

  附 注
  [1]文中涉及时间均以“纪念《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4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时间为参照点。

  参考文献
  杜翔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时代性——以时政类条目为例,《中国语文》,2016(5)。
  韩敬体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概述,《辞书研究》,1997(1)。
  江蓝生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概述,《辞书研究》,2013(2)。
  李斐 《现汉学试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林伦伦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刘丹青 在纪念《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今日语言学”官方微信,2019—01— 02。
  闵家骥等 《汉语新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苏新春 当代汉语变化与词义历时属性的释义原则——《现代汉语词典》二版、三版“旧词语”对比研究,《中国语文》,2000(2)。
  苏新春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改进及对进一步完善的期盼,《深圳大学学报》,2007(5)。
  苏新春、邱燕林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凡例的修订及启示,《辞书研究》,201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第1—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983、1996、2002、2005、2012

  本文转发自公众号“辞书研究Lexicograp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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