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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怀念

——写在廖秋忠先生诞辰70周年、逝世25周年

作者:陈章云、徐赳赳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7-04-01

  三十年前的1986年,我们两人报考廖秋忠老师的硕士,到社科院复试时,我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才知我俩都是杭州大学毕业,巧的是都是浙江金华人,不同的是一个是杭大中文系毕业,一个是杭大外语系毕业。接下来三年硕士读书期,廖先生和我们結下了深厚的师生情,他是我们的好老师,但我们更觉得他是我们和蔼可亲的兄长。


廖秋忠在英国,1990年

  1.回国

  廖老师1946年1月14日出生于台湾嘉义县一个农民家庭,排行第五。上中学时,家人希望他学会计,找一个安稳的职业,可他有自己的理想和志向,他自学高中全部课程,于1964年考入台湾东海大学英语系。之后,又于1969年考入台湾师范大学,攻读语言学硕士学位。1972年,廖老师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他于1976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1975年,中国驻美联络处组织了进步学生回国参观。那一次廖老师回到了祖国,还参观了大寨、大庆等地。当时,国内还处在“文革”之中,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廖老师回到美国后,就和同学们讨论,大陆这么穷怎么和台湾统一呢?我们有各个专业的人才,大家都回国帮助国家赶快建设好,祖国统一才有希望。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举国上下百废待兴,国家正需各种人才。于是,廖老师与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联系。吕先生马上打报告给当时社科院的院长胡乔木,语言所即通知廖老师同意他回国工作。廖老师于1978年10月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


廖秋忠(左)与赵元任(中)、吕叔湘(右)合影,1981年  

  2.研究

  到语言所以后,廖老师发现国内对国外方兴未艾的篇章语言学和语用学研究了解甚少,而他认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却很可能是解决汉语诸多问题的关键,如果不紧扣国际学术前沿发展脉络并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迎头赶上,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就很难有新的突破和大的发展,于是他毅然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了篇章语言学和语用学,发表了系列前沿原创论文,开风气之先。

  廖老师1978年10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后,先后任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副主任、《国外语言学》主编等职。


廖秋忠的聘书


《国外语言学》1991年第1期封面

  3.纪念

  今年10月29日,在同济大学召开的“第16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上,《当代语言学》主编胡建华专门组织了一个论坛:“纪念廖秋忠先生学术论坛”。

  在论坛上,播放了胡建华主编精心制作的PPT,向与会者展示了廖秋忠的不平凡的一生。接着,4位篇章语言学研究者报告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会者都深深感受到了廖老师的一片爱国之情,并对廖老师所做的篇章语言学研究感到由衷的敬佩。

  今年是廖老师诞辰70周年、逝世25周年。二十五年前,45岁的秋忠师匆匆离我们而去,我们深感悲痛。数十载光阴移易,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萦绕我们心头,先生的品德学问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廖秋忠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封面

  附1 视频《纪念廖秋忠先生》

  (* 本视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代语言学研究室制作。)
 

  附2 徐赳赳《悼念秋忠师》

  我第一次见到廖秋忠先生,是在1986年5月8日到语言所复试的时候。那时他看上去只有30岁出头,瘦高个,精力充沛。口试时,他问我和陈章云为什么报考篇章语言学专业。我们说这是一门新兴学科,有前途。廖先生说:“篇章语言学这门学科刚刚兴起,是否有前途,还要看今后的发展。”复试回家不久,还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们两人就分别收到廖先生托人寄来的一本学英语的书,并转告我们:利用假期,好好学英语,今后搞研究是离不开英语的。第一次交往,廖先生实事求是的学风,广博的语言学知识,诚恳的待人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研究生院以后,我才听说,正当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百业待举的时候,廖先生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国。他率先在研究生院语言系,对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研究生系统地用英语讲授西方语言系课程,用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训练中国学生。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地知道,廖先生还在全国政协、台联、青联、台湾同学会任职,除了繁重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外,还有大量的社会工作。这一切廖先生在我们面前是闭口不谈的。

  廖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语言学事业。我们每次有事去先生家,都见到他坐在书桌前看书写作。我们一般只呆十几分钟,怕耽误他的时间。据廖师母回忆:廖先生是没有节假日的,每天吃完早饭第一件事,就是坐到桌前看书。有时孩子们“抗议”了,他只得带孩子去团结湖划一次船。划船回来,大人孩子都累得不行,可廖先生又坐到书桌前继续工作。至今,廖先生家门口还贴着他写的条子:工作时间,恕不待客。廖先生在美国受到西方语言理论的正规训练, 30 岁获博士学位,语言学功底很扎实。回国后,他继续刻苦研究,始终把握国际语言学发展的最新动向。他用篇章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在这一领域作了开拓性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有独创性、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他还是语言所语用学课题组的负责人。廖先生对推动我国篇章语言学和语用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做学问认真踏实,毫不含糊。在介绍国外语言学研究状况时,常常能看出原文的错误,并予以改正,以免以讹传讹。在《评介〈语言学的流派〉》的注中,他写道:“本书的核对工作做得不太好,至少有十处以上的错误。”有的问题自己不很清楚,他会在注中老老实实地写上:我对这个问题还未弄懂。对有的术语的翻译不满意,他也会说明。在《篇章分析》一文注中,他写道:“‘框架’、 ‘ 情节’ 、‘ 架构’、‘纲要’这几个术语的用法都是很勉强的。”他对自己的时间抓得很紧,但对别人,特别是青年人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却十分慷慨。有人想见他,他就约定时间跟别人谈,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人请廖先生修改文章,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井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半年前一个高中生给廖先生写了封信,想了解第15 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的情况,他立即写了回信,并风趣地说:说不定这位中学生将来会成为一位语言学家呢!尽管这些琐事很费时间,他却乐意去做。我不止一次听到别人说起:廖先生会把自己的研究课题及进展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

  廖先生对任何工作都是那么认真。他有事上班晚到半小时也会托人预先打个电话;所里、室里开会,他总是认真写好发言提纲。在研究生院给我们上课时,逢年过节如有缺课,总是要抽时间补上;给我和陈章云两人上课,他一直坚持站着讲授,而且时间不到,决不下课。廖先生是1990 年2 月调入国外语言学室任《国外语言学》主编的,我们师生又在一起了。他任主编后,我们的杂志在介绍国外语言学理论、方站及其进展各个方面,显出其更新、更快的特点。在以下几方面也有了新的起色:开始刊登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成立新编委会;每期都刊出编委名单;调整杂志栏目;停止使用笔名;减少审稿时间;改革审稿办法。每篇译文他都亲自校对,去世前最后校的一篇二万多字的译文,改动的地方就有七百余处。每篇来稿他都仔细审阅,对拟用稿就更为仔细,把文中错误和可疑之处都一条条列在纸上,没有把握就让我写信问作者。有时来稿内容很好,但写得不行,廖先生就亲自动手重新写,寄作者看过后才采用。他做的这一切,从来不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本杂志里凝聚了廖先生多少心血啊!对待社会工作,他也是满腔热情,如参加各种会议,组织台胞进行社会调查,会见来访者,处理日常事务,等等。他像是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工作量是惊人的。

  在生活上,廖先生对自己很严格,从不搞特殊。一次一位美国学者到北大访问,打电话来想见见廖先生,廖先生说:“你刚来很累,路线不熟,还是我去看你吧。”室里有人说这是公差,可以向所里要车,他笑着摇摇头,然后去挤公共汽车了。他去台盟、台湾同学会开会,乘出租车可以报销,他却每次都是挤公共汽车去。这次病重卧床,他还不好意思向所里要车。住院后,大家去看他,他说,这是传染病房,希望以后不要去。廖先生平易近人,热情地关心和帮助周围的同事。我和陈章云从师多年,一直受到廖先生的照顾。中秋节到了,我们会收到先生送的月饼;新学期开始,我们会收到先生为我们买的文具;逢年过节,我们会接到去他家作客的邀请。我现在每天上班用的提包、送女儿上幼儿园的小座椅、编辑工作中常用的计算器,都是廖先生送的。有一年国庆,廖先生邀请我和我爱人、陈章云、徐朝晖去他家,吃完师母准备的丰盛可口的晚餐,廖先生建议我们下楼去看焰火。到了楼下,一会儿就不见先生的踪影了,我们四下寻找,原来他像个顽皮的孩子正在爬一堵一人多高的墙,他还把我们一个个拉上墙,一排人站在那里看焰火,大家又说又笑。这时我们觉得先生更像是我们的大哥哥。

  廖先生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但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梦里,廖先生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脑海里浮现。我是研究语言的,却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先生的敬佩和思念之情。45岁,正是一生中学识和智慧的收获季节。廖先生,凭着您的满腔爱国热情,凭着您的能力和执著的追求,您还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啊,可是,您却默默地、匆匆地走了……

  面对苍穹,我轻轻地呼唤着:廖先生,您的学生永远怀念您!

  (* 本文原刊于《中国语文》1992年第2期,156-157页。)

  作者简介

  陈章云,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主任,研究领域:话语分析、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徐赳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当代语言学》副主编。研究领域:篇章语言学,功能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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