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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指明了一条汉语语法调查研究的新途径

作者:张谊生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7-05-24

  刘丹青先生所著的《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以下简称为《手册》)是一本基于科姆里(Bernard Comrie)和史密斯(Norval Smith)所编制的《Lingua版语言描写性研究问卷》(1977,刘丹青、吴可颖译)原著,结合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其他多种语言的有效语料,将调查问卷具体化为对各个有价值语法项目细致而深入的说明,进而用于指导语法调查研究的导读手册。

  刘丹青先生长期致力于汉语和方言语法以及类型学的研究,注重语言理论探讨与新领域的开拓,着力将各种现代语言学理念引入国内语言研究;其语言研究早已从跨方言的语法研究拓展到类型学视角的跨语言、跨流派的综合性研究,研究的对象覆盖古今汉语及吴、粤、徽、江淮等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乃至外国语言。这一系列语言学方面的积累,已为汉语语法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无疑也为这本著作的撰写奠定了基础。

  在《手册》引入语法调查的新框架之前,国内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缺乏全方位、成系统、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与体系,诸多语言现象的分析和归纳,在汉语和民族语内部可以得到看似较为恰当的解释,如补语的句法属性、复句的偏正与联合的划分等,然而放之于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的背景下,却又很难言之凿凿,有些甚至显得格格不入。在《手册》问世之前,许多属于汉语特点的语言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揭示,有相当一些语言现象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而言,可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比如汉语普通话虽是SVO型语言但关系从句却常在中心语之前;介词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悬空”;句法位置中也有不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等。诸多语言现象受限于研究视野和框架而未能纳入世界语言的共性之中,因而割裂了汉语、少数民族语言与世界其他语言的内在联系,有时难以窥一斑知全豹。再比如,国内语法学界历来重视前置介词、连词的研究,而后置介词、后置连词等现象则难以合理地纳入到语法体系中,多以“助词”这一模糊的概念来冠名;而助词其实是前语法概念,是汉语虚词划分中剩余词的收容所,内部是一个非均质的大杂烩,笼统的以助词冠名会抹杀语言现象的本质属性,从而割裂了语言的系统性,在当代语言学研究寻求语言共性的大背景下须要进一步深思。而《手册》介绍引进的“附缀”的理论体系,大大加深了汉语虚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解决了独立的虚词发展为词缀这一中间地带的划界问题,尤其指出要关注语音的附缀化是否引起了或反映了句法上的相应改变,特别要注意向哪个方向依附。而且,《手册》结合大量具体样本,分析并指出了人称代词、助动词、句子助词、句子关联词等语言成分容易出现附缀化,并以汉语为研究对象作了扎实的分析和深入的挖掘,揭示出汉语动词后的前置词、系词、方位后置词、个体量词以及句末语气词等都是经常发生附缀化的成分,并总结出汉语句法成分之后比成分之前更容易出现附缀化这一规律,这一系列观点,无疑都是非常有见地的。 

  我个人觉得,《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的特色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视野开阔。 

  《手册》从类型学视角出发,从全人类语言的共性来发现汉语的个性特征,这样的描写与调查可以更加深入清楚地认识汉语自身的特点。有些现象如果只是站在汉语内部来观察,很可能会“一叶障目”,发现不了很多没有显性形态的范畴在汉语中的作用。比如指称范畴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放眼全人类语言,指称范畴包括不同的次范畴,可以包括:有指-无指、类指-个指、实指-虚指、定指-不定指等等。这些不同的指称范畴是着眼于全人类使用的不同语言的,将汉语置于这样的广阔视野下来分析与研究,就能更深入地把握汉语的类型特征,同时也能够更深入地解释汉语中的一系列与指称有关的语言现象。可以这么说,《手册》在不少方面确实高屋建瓴,站在了世界语言研究的整体性平台之上,从而让读者能更加清楚地认识汉语自身的特征,开阔了汉语研究者的视野。

  第二,资料翔实。 

  《手册》对原先的问卷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例释和说明,对不恰当之处或不适合汉语类型特征的地方也作了精当的评述,并且参考对比了不同的语言及不同的方言,总篇幅大约相当于原先问卷的十倍。所用语料涉及到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同时还关注到各种不同的方言,真正做到了“普-方-古”的有效结合。不仅如此,还对比分析了汉语与其他语系中语言的异同,进而深入分析汉语自身的特征。比如《手册》在调查特殊的回指代词时,分析了西非乍得语族语言中的安格斯(Angas)语、英语、日语,语料十分丰富,调查也令人信服。

  第三,内容精到。 

  前面已经指出,《手册》具有很强的覆盖性和包容性,内容既涉及到句法,也触及到形态,又与音系、词汇等相关。尤其是在句法和形态方面,着墨颇多。然而,尽管各部分说明已经十分细致,但想要完全穷尽式地说明和解释相关现象自然还须要更多的篇幅。比如附缀研究,《手册》界定了附缀的性质,辨析了附缀与词缀以及附缀与独立词,并且归纳、说明了汉语附缀类型以及在句法中的位置等,可谓清楚详尽、提纲挈领。当然,汉语中到底有哪些附缀,究竟有没有特殊附缀,如果有又有哪些,怎么样才能更加有效地确定与解释,这些问题肯定都还须要深入挖掘和探索。《手册》的贡献就在于:虽然不可能把所有细节全都说明清楚,但都已揭示了基本思路并指明了研究方向,作为一部引导性的著作,《手册》的内容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与指导性。

  第四,阐释透彻。 

  针对某一研究课题,《手册》不仅旁征博引,详细地阐释与说明了该课题的研究现状与相关成果,而且还会很有见解地指出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与尚待挖掘的空白之处。比如“有没有必须用状语的结构”,《手册》说明了目前已经取得的一致的共识,“当状语属于必要论元(补足语)时,该状语很可能成为必用的成分”;也指出“其中的规律,需要深入的句法和语义分析,不是一般的语法调查所能完全理清的”。这些精到的分析与透彻的阐释,把各种复杂的语言现象说明、诠释得十分清楚,从而非常便于读者的理解与参考。

  第五,适用面广。 

  《手册》不仅用途多样,而且适用面广。既可以作为现代语法学的读本,又可以当作一本查阅汉语语法研究项目的工具书,还可以选作语言学习与研究的教材。正因为《手册》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阐释透彻,所以语法学专业的研究生甚至大部分研究者,都能够不断从里面汲取养分,发现各种新的研究课题。比如我本人拜读了《手册》之后,在介词悬空、附缀化等多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我的多位博士生、硕士生在学习《手册》后找到了研究方向与课题。总之,作为一部引导性研究著作,《手册》不仅对于拓展研究方向具有重要功效,而且对于开启研究课题也有特定作用。

  当前的语法学研究已经从早期的重描写,转向到描写的基础上重解释,开始把观察、描写、解释和预测的“四个充分”作为语法学的研究目标和方向。语言理论也从重表层结构关系和深层语义关系的传统语言学理论发展到重语言外部的功能效用与认知理据的功能主义和认知主义,还要关注交际过程中的双方互动和语言表达的主观性。语言研究的视角和切入点也不再满足解释共时层面的变异现象,而是更加重视通过历时层面的演化来证明。当前语言学研究各个不同学说之间从理论到方法都越来越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研究思路的合流、研究方法的汇聚,使得语言研究不再仅仅满足个别语言或个别语族、语系内部的解释,而越来越重视用更大范围的语言材料来探寻和总结语言共性与语言规律。在这样的形势下,《手册》的重要性和前瞻性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毫无疑问,当前汉语语法研究的前进道路仍然存在着许多未知,但同时也充满了各种愿景与需求。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语法研究的形势与满足读者的需要,不断推进汉语与民族语言的深入研究,面世这些年来,《手册》也确实须要再进一步修订、完善了。所以,值此《手册》出版第二版之际,刘丹青先生在充分汲取广大读者意见的基础上,对《手册》又作了一次全面而细致的修订。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修订了一百多处内容,并在书后增加了索引。我们相信,随着《手册》修订后的第二版问世,肯定能够为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并且为汉语研究与世界语言研究全面接轨,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文刊于《中华读书报》(2017年05月10日16版),已获转载授权。

  作者简介

  张谊生,1952年生,浙江绍兴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学科建设委员会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和硕士点学科带头人,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学术专长为现代汉语虚词及相关语言现象的功能、表达与发展等。已出版《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商务印书馆2014年修订本)等8部专著,在《中国语文》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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