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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炜:说“同生”“同产”

作者:田炜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8-01-22

  “同产”是古书中常见的词语,表示一种亲属关系,又作“同生”。故训对“同产”有不同的解释,《汉书·元后传》张晏注“同父则为同产,不必同母也”,《后汉书·明帝纪》李贤等注“同产,同母兄弟也”。《汉语大词典》把“同生”解释为“同父所生”,把“同产”解释为“同母所生”,也不一致。本文对先秦至初唐语料中的“同生”“同产”进行了全面梳理,指出在不同时期的语料中“同生”“同产”有不同的意义。 

  在先秦文献中,意义明确的“同生”有2例,均指同母所生。例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说:“罕、驷、丰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杜预注:“罕,子皮;驷,子皙;丰,公孙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即其例。可见《汉语大词典》对“同生”的解释是有问题的。

  “同生”,又称为“同产”,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秦文献。汉代文献延续了秦文献的习惯,多称“同产”。汉代文献凡意义明确的“同产”均指同父所生。例如西汉早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置后律》简378说:“同产相为后,先以同居,毋(无)同居乃以不同居,皆先以长者。其或异母,虽长,先以同母者。”“同产”有同母、异母之分,正说明当时的“同产”是指同父所生。

  目前所见秦文献中的“同生”“同产”的意义没有汉代文献那么明确,但也有值得注意的材料。《墨子·号令》说:“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若欲以城为外谋者,父母、妻子、同产皆断。”《墨子》城守诸篇是战国后期秦人的作品,《号令》中的这几句话明显是出自秦律,而汉律是继承秦律而来的,出土秦、汉法律文献有不少条文有着清晰的传承关系。《二年律令·贼律》简1—2说:“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这条材料正可与《墨子·号令》记载的秦律并观。据此可以推知《墨子·号令》中的“同产”应该也是指同父所生。此外,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乙种都有从男性的角度谈某日娶妻或生子的吉凶的内容,当中说“以生子,毋(无)它同生”,意思是如果在这天生子,那么小孩不会有“同生”,换而言之该男子只有一个小孩,因此“同生”也应该是指同父所生。总之,秦(包括战国后期秦国和秦代)、汉时期文献中的“同生”“同产”都是指同父所生,与先秦文献不同。 

  《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说:“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这是《魏律》的规定。根据《晋书·刑法志》所录《魏律序》记载,《魏律》改汉《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三族”。虽然《魏律序》中未见“同产”一词,但从“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和“夷其三族”来看,如果一个人犯了“大逆无道”或“谋反大逆”之罪,那么其同父所生的兄弟和未出嫁的姐妹均在从坐之列。可见《魏律》中的“同产”仍是指同父所生。 

  到了晋代,“同生”的意义又有了明显转变。东晋王羲之《十七帖·儿女帖》说:“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七儿一女都是王羲之所生,因此“同生”只能理解为同母所生,用于补充说明“七儿一女”的关系。西晋文献中尚未见意义明确的“同生”“同产”,但也有值得注意的线索。秦、汉、魏乃至南朝律法中都有涉及“同产”的条文,以此来看,尽管目前晋律的具体条文尚不得而知,但当中也应该有涉及“同产”的规定。根据史书的记载,晋律完成于西晋武帝泰始年间,东晋大体上沿用了这部法律。考虑到法律用语的意义是比较明确的,而法律赋予特殊意义的词语,其意义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固定的,结合王羲之《儿女帖》中“同生”的用法来看,晋律中的“同产”应该是指同母所生。杜预注《左传·襄公三十年》中的“同生”为“同母兄弟”,而根据《晋书》的记载,杜预参与了晋律的编制并做出注解,如果晋律中有“同产”或“同生”,那么杜预所做的注解应该和《左传》杜注是一致的。此外,《晋书·礼志中》记载了西晋时干宝所说的话:“同产者无嫡侧之别,而先生为兄;诸侯同爵无等级之差,而先封为长。”同产者为同母所生,故无嫡侧之别。

  在南北朝以后的文献中,“同生”“同产”均只用于表示同母所生,同时还出现了表示同父异母所生的“异生”“异产”。“异生”“异产”的出现不仅可以证明同时期文献中的“同生”“同产”是指同母所生,而且可以佐证秦、汉文献中的“同生”“同产”是指同父所生——正因为秦、汉时期同父异母兄弟姐妹也称“同生”“同产”,所以就不存在“异生”“异产”了。

  “同生”“同产”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意义,而为古书作注者又不了解这种变化,按照自己所处时代的习惯解释古书,导致了解释上的混乱。在张晏所处的时代,“同产”仍然表示同父所生,所以他对《汉书》中的“同产”做出了正确的解释;而在唐代,“同生”“同产”指同母所生,李贤等人据以注《后汉书》,把应指同父所生的“同产”注错了。

  还应该指出的是,“同产”屡见于法律文献,因此“同产”意义的转变意味着法律规定也出现了变化。《墨子·号令》所记秦律、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记载的汉律和《三国志》记载的魏律,这些律文虽然略有不同,但其传承关系是很清楚的,当中的“同产”都是指同父所生而不论是否同母。《隋书·刑法志》记录南朝梁律的规定则有了明显变化:“其谋反大逆已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梁律规定“谋反大逆”,从坐弃市的只有父、子、同产男,皆为男性,而且由于“同产”在当时是指同母所生,所以这里的“同产男”只是指同父同母所生的兄弟,从坐的范围远小于秦、汉、三国时期。

  那么究竟是词义转变导致了法律条文含义的变化还是法律规定导致了词义的转变呢?我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首先,法律是整个社会行动的准则,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会因为词义的转变而使得法律规定发生被动的变化。尤其是如“大逆”“谋反”等重罪,更不会因为词义转变而使得统治者被迫缩小从坐者的范围。其次,“同生”“同产”意义的第一次转变在战国后期的秦国,第二次转变在两晋时期,两次转变都没有看到词义渐变的过程。一般认为秦律严峻,汉、魏承之,晋律则比较宽松。“同产”意义的变化正好发生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以及晋律颁布之后,恐怕不是出于偶然。“同生”“同产”意义的转变应该是出于人为的规定,而不是自然的语义演变。

  “同生”“同产”是古书中的常见词,“同产”又屡见于古代法律文献,细致研究它们的意义及其演变情况,有助于我们正确解释古书、了解史书中的人物关系,对于法律史的研究也是有助益的。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7年第4期 

  作者简介

  田炜1980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工作。出版有专著《古玺探研》《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在《中国语文》《文史》《文艺研究》《古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2016年获第十八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叔湘语言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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