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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绪言

作者:刘丹青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9-10-12
 

绪言

  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先哲们对语言文字就有一些哲学思考和重要论断,如《论语》中孔子的“正名”思想深刻揭示了命名行为的重要社会功能,《荀子》“约定俗成谓之宜”的观点对语言本质属性做了精准的定位。到汉代时,中国就涌现出最早的词典《尔雅》(成书或在汉代之前)、最早的方言词典《方言》(扬雄)、最早的汉字字典《说文解字》(许慎)、最早的词源词典《释名》(刘熙),其中《尔雅》和《方言》可能分别是世界上最早的同义词词典和方言词典。四大名典,体现当时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已经在一些方面呈现了很强的系统性,成就了早期世界语言文字学术的一个耀眼的高峰。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者承继道统,绵延学脉,代有创新,硕果累累,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和知识宝库中的重要板块。而数千年来,语言文字研究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代,当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表现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学术著述的丰硕和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等各个方面。语言文字研究70年的发展速度和成就,完全配得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勇往直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业绩、配得上哲学社会科学整体上70年来的辉煌成就。本书将分章介绍汉语汉字之学各领域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获的巨大成就(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在本书介绍)。在这篇“绪言”中,我们将做一个鸟瞰,重点梳理一下70年来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动力、发展脉络和走向。更具体的详情,以及绪言涉及的学术文献,都请读本书的各个章节,这里不再设参考文献和文献注释。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事业需求推动下的语言文字研究热潮

  一 语言文字的属性和语言文字研究的动力

  语言是人之为人的首要属性或首要属性之一。人类以此区别于动物界,人群以此结成群体和社会,个体在成长中以语言的掌握获得进入社会的门票。文字则是人类社会进入更高级文明阶段的标杆,语言靠文字突破时空限制得到传播和传承。一方面,语言文字的性质决定其具有很强的基础研究价值,另一方面,语言文字学像很多学科一样首先是由应用需求推动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语言文字研究尤其如此,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从而在一个高起点上迅速向前发展,成为一门成就卓著的基础和应用学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征程开始了。从起点开始,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在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即生产经济领域和文化教育领域同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而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迅速成为语言文字研究的强大推动力量。

  二 文化教育需求推动的汉语语法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百废待兴,不但经济基础薄弱,而且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准十分堪忧,文盲率高达80%,偏僻落后地区识字率尤低。遍地的文盲,如何走向幸福的明天?!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不但广大工农群众急需识字扫盲,进而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而且大量工农出身的干部也急需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特别是语文能力。扫除文盲和提高干部群众语文水平,这些需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直接而有力地推动了语言文字研究事业。

  195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请大家注意文法》的评论文章,强调“我们应当努力树立正确的文风。这种正确的文风的一个要素就是正确的文法”。但是当时可供参考的汉语语法书十分有限。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现代汉语语法被列为重点研究任务。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明确提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一个大国的第一大报,在一年里面两次发文号召注意语法,这在人类传媒史上应属罕见。这一号召同时转化为对语言学术的直接推动。6月6日社论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并在连载结束后出版单行本,引起全社会极大反响,从干部、知识分子到大量普通群众都投身于研习语法的热潮。

  由党和政府引导的社会对语法应用性知识的高度关注,推动了学界对语法的学术研究。《语法修辞讲话》开始连载后仅一年,1952年7月,《中国语文》开始连载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该书既借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合理要素和有效方法,又特别注重贴近语言生活实际、尽可能反映汉语语法的特点,富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成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最高学术水平的汉语语法专著。语法小组由丁声树主持,成员中包括了《语法修辞讲话》的第一作者吕叔湘,吕叔湘也是20世纪40年代汉语语法早期名著《中国文法要略》的作者。吕、朱二位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出版后,继续在汉语语法领域深耕拓展,以一系列重要著作和论文,如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朱德熙的《语法讲义》《语法答问》,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作为汉语语法研究的学科领袖,带动着国内语法学科的稳步前进,并对海外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最初由应用需求激发的语法热,在学界和社会持续保持热度,使得语法学界一再出现论者踊跃的学术大讨论,如词类问题大讨论、主宾语问题大讨论、单句复句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都触及了西方语法理论面对汉语事实时产生的一些深层次难题,大大深化了学界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虽然这些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在阶段性的讨论后立即解决,但这些讨论的学术影响经久不衰,成为推进汉语语法研究的持久动力,也为相关后续研究筑起更高的起点。

  对语法学知识和理论的需求不仅来自社会大众,也更直接地来自学校教育。在汉语系统性语法学草创时期,对很多语法现象都存在众说纷纭的观点。为了提炼共识、方便教学,语法学界进行了多次由众多名家参与的合作工程,1956年集体编成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并体现在张志公主编的《语法和语法教学》一书中。该体系成为中学汉语和文学分科期间汉语课所采用的语法体系,也是长期服务于汉语教学和汉语知识普及的“汉语知识丛书”(商务印书馆)所依托的语法体系。到1981年,根据语法研究的新进展,人民教育出版社又组织集体力量编出了“中学教育语法体系提要(试用)”。上述教学语法体系的编纂过程和后续讨论,都带来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化。积极参与应用性教材的编写,也成为中国语法研究名家的一个良好传统,如后来的陆俭明、邢福义等学者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十多年来主编或参与编写了多种现代汉语语法教材。

  三 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对语言文字诸学科的推动

  国家语文事业对语言本体研究的促进,远不止语法学一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三大任务不但造就了语言文字工作的伟大成就,为提升全民语言文字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多个领域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

  汉语方言学的发展直接得益于三大任务,尤其是推广普通话事业。汉语是一个方言“超级大国”,调查研究任务十分繁重。现代意义上的方言调查研究始于民国早期,这些调查催生了一些重要的著作,但是参与调查的仅限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极少数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与高比例文盲现象同时存在的还有普通话的低普及率,大部分群众只会用各自的方言交流,这对文化教育、生产建设、社会交流乃至国家统一都严重不利,甚至对识字本身也造成困扰,因为汉字教材和工具书一般仅标注普通话读音,只懂方言的人很难从中获益。为了有效推广普通话,需要对全国汉语方言现状的全面了解,全国掀起了方言调查的热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此举办了多期普通话和方言培训班,为汉语方言学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队伍得以明显扩大。语言所对赵元任的《方言调查表格》进行了修订补充,推出了《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成为使用至今的汉语方言调查标准方案。方言调查及其初步成果,如20世纪50年代起大量出版的《××地学习普通话手册》或以其他专书和论文形式出现的成果,使得学界可以查阅了解的方言增长了许多倍,方言分区也有了更加广泛扎实的材料基础。很多受培训的学员日后成为汉语方言学的骨干力量甚至领军学者,他们成果丰硕,也为汉语方言学相继培养了几代人才,汉语方言学从此一直成为汉语语言学中的显学。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这一阶段还出现了由丁声树、李荣等语言研究所专家率队调查、精心打造的《昌黎方言志》这样的方言报告精品,树立了汉语方言点调查研究的学术典范和标杆,实际上成为此后长时间内众多方言报告的样本。新中国早期汉语方言学的发展,为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是后来一些重要的大型集体项目成果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丛书(侯精一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一版、第二版)等的起点。

  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两大任务,也促进了汉语广义的语音学研究,包括以现代语言学观念对普通话音位系统的研究。音位既是制定拼音方案时实际上记录的单位,也是学习普通话时需要掌握的普通话音系的实际心理要素。1957年,即正式颁布“汉语拼音方案”的前一年,徐世荣发表《北京语音音位简述》,对普通话音位系统进行了初步的刻画,并为此后数十年对普通话音位系统的持续深化研究及后来的音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上述这两大任务,还促进了狭义的语音学——实验语音学的发展。民国时期实验语音学仅限于刘复(刘半农)、王力等少数学者的一些个案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在推广普通话和指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热潮中,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主的研究队伍开始普及系统的实验语音学知识并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对普通话展开一系列开创性研究。罗常培和王均于1954年1月起在《中国语文》连载《语音学常识》并最终以《普通语音学纲要》为书名出版,书中介绍了实验语音学的基本知识。吴宗济则受命组建语言所的实验语音学团队,在一系列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先后写出五卷本《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和《普通话发音图谱》,为科学认识普通话语音系统、满足普通话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等技术需要提供了科学支撑。

  推广普通话需要确立普通话的词汇规范。国务院下令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承担编写一部规范性汉语词典的任务,这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由来。在吕叔湘、丁声树两位语言学大家的先后主持下,这一项目在科学和创新的轨道上稳步推进,从内部到公开,陆续推出试印本、试用本和各个正式版本。词典编纂必然基于对于词汇系统本身的深入研究。《现代汉语词典》(学界简称“现汉”)从选词立目、用字、注音、释义、用例,到各项体例的制定和改进,都体现了主持人和编纂团队对汉语各方面研究成果的提取、提炼和提升,尤其包含了对汉语词汇系统内部很多问题的深入研究。他们编写规则和体例的工作以及编纂过程中围绕许多“疑难问题”的研讨,本身就是对汉语词汇梳理和研究的成果,只是忙于编纂的学者们不一定都将它们写成论著。《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后,不但其编纂水平和方法成为汉语语文词典的标杆,而且其各版的选词、释义等核心内容,成为很多词汇研究著述分析研究汉语词汇的首要材料,视为汉语词义解释的标准答案。“现汉”的内容和体例本身也多语言研究尤其是词汇学研究的主题,形成了所谓“现汉学”。这表明,“现汉”富含隐性的词汇学成果,客观上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汉语词汇学本身的成果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大量涌现,而最早的主要著作正是服务于推广普通话和词汇规范的,如孙常叙的《汉语词汇》(1956年出版,是在1955年规范化会议上申报的课题)、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1955—1957年连载,1959年成书出版)等。此外,结合了语法和词汇的构词法研究也取得突出进展,代表著作为陆志韦等的《汉语的构词法》(1964),虽然此书的本体研究价值很高,但作者申明编撰此书的重要目的是为现代汉语词语的拼音规则提供构词法的支撑。

  简化汉字作为三大语文任务之一,给汉字学的发展带来强大动力,尤其是直接造就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和兴盛。传统的汉字研究往往跟汉字的探源、汉字的历史演变和汉字的具体释读有关。而现代汉字学完全聚焦于共时的视角,以汉字的应用为导向,从而为汉字学提供了一个与历时语言学平行的共时文字学的视角。伴随着汉字简化、以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为核心任务的汉字规范化和汉字教学的需求,也得力于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借鉴,现代汉字学的成果大量涌现,到1980年周有光发表《现代汉字学发凡》,现代汉字学逐步走向成形和成熟。

  四 语言文字诸学科的全面发展

  国家、社会对语言文字工作和语言文字研究的关注重视,激发了学界对整个语言文字学的研究热情。除了以上直接受到语言文字事业推动的领域,还有很多领域在新中国早期(“文化大革命”之前)呈现出蓬勃态势,拓宽了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天地,形成了语言文字各学科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涌现出大量重要的优秀成果。下面只择要略述。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汉语的研究从单纯注重文言拓展到现代汉语,但是往往局限于古今两分的格局,“古”所研究的古代汉语,即文言,主要代表汉代以前的汉语,汉代以后到现代之前大段时代的汉语(仿古的文言除外),各有特色,代表了从古汉语逐渐演变为现代汉语的不同发展阶段(大致分为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阶段),但这一阶段的汉语状况除了一些特定文体的词汇(如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民国时编成,1953年出版)之外,长期被汉语学界忽略。20世纪40年代时,只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中古和近代汉语的特点,如吕叔湘对元曲、《景德传灯录》等近代文献中的指代词、量词、助词、把字句等语法现象的开创性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历史语言学观念的普及,从汉语史角度考察汉语发展的研究渐成势头,尤以1957、1958年间出版的王力《汉语史稿》上、中、下三册为集中代表。这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全面论述汉语历史发展的专著,上、中、下册分别论述语音史、语法史和词汇史,首次为汉语勾勒了几千年的发展脉络。从此,在“古汉语”之外,“汉语史”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名词逐渐浮现,并且以后被正式确立为中国语言学的重要学科方向之一。

  音韵学是学术遗产最丰厚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分支之一,《切韵》等不同时代韵书的编纂、治音诸家对上古音韵部的探讨、等韵学对韵书音系的梳理分析等,都是珍贵的学术财富。但是,传统音韵学也有历史局限。一是因汉字不表音而止步于音类分合,难以复原古代音值,也限制了分析语音演变机理的能力;二是研究材料囿于古代文献,没有历史比较法的助力和域外汉字音等的参照,无法从同源活语言构拟共同祖先。进入20世纪后,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渐传入中国,尤其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经赵元任等译成中文出版后(1940年),音韵学插上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翅膀,能同当今的方言和亲属语言研究结合,能同实际的音值结合,实现了学术范式的升华。新中国成立以后,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现代音韵学力图复原韵书背后的活语言音系,所以首先关注韵书音系的语言基础。20世纪60年代前期关于《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与几次语法大讨论同为语坛佳话,周祖谟、黄淬伯、邵荣芬、王显、赵振铎、何九盈等都参与了讨论。倾向性的意见认为《切韵》是以实际语音(洛阳)为基础的,但作为读书音可能有存古或吸收其他重要方音成分的情况。对《切韵》音系本身的研究更是成果丰硕,并出版了多部有分量的专著,以李荣的《切韵音系》为代表。中古音的代表《切韵》音系基本确立,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更坚实的参照和支撑。上古音和近代音的研究也在这个阶段有了良好的开端,不过繁荣则在改革开放之后。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段时间,成就显著的研究领域还有很多。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进入了拓展深化期,研究范围超越文字、词汇,拓展到语法研究,如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1956年)、管燮初的《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等。在语言理论方面,大量翻译介绍的苏联语言学著作,成为当时国内学界了解国际普通语言学进展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关于语言具有全民性而没有阶级性、关于基本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系统最稳定的核心部分等论述,对国内的研究影响很大。语言和思维、词义和概念这些语言哲学的问题,也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对西方语言学前沿进展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介绍也始终在进行,只是规模较小。语言研究所创办的《语言学资料》(后相继改名为《语言学动态》《国外语言学》和《当代语言学》)是介绍国外语言学信息的主要阵地,此外也以专刊等形式翻译介绍了一些新理论成果,使中国语言学始终开启着朝向世界的窗口。在应用领域,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技术计算研究所就开始合作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在1958—1959年间就先后研制出了实验性的英汉、俄汉翻译系统,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很令人瞩目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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